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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京12月25日电 题:如何从丝绸之路考古发现来理解中西文化的互动与选择?   ——专访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齐东方   中新社记者 曾静宁 胡默达 点击进入下一页  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东西方的大路。因汉唐时期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,故称作丝绸之路。如今,丝绸之路上仍有一些行路人,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齐东方就是其中一位。他曾横穿中亚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、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,徒步考察丝绸之路,在发掘中参与了着名的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锦护膊的出土。 点击进入下一页 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锦护膊。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  齐东方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时表示,丝绸之路形成后,中西方的文化、历史走向发生了改变,反映出对外交流开放的重大意义。 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   中新社记者: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最为繁荣,这个时期大量外国人来到中国,也有许多中国人到访西域。您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当时哪些社会风貌在发生变化?   齐东方:我认为,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意义是改变了人的思想观念,通过商品贸易,形成了文化交流,最后演变为一种融合。所谓融合,实质是互动和选择。   在丝绸之路的考古发掘中,中国新疆地区出土大量织物。如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中发现的大批织物,大致分三类,分别为中原、当地和西方的产品。参照出土和采集的汉式镜、五铢钱、汉文木简以及罗马玻璃,可见尼雅作为丝绸之路中的一站,不仅有中西商品的交流,也表现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艺术风格的融合。 点击进入下一页 尼雅遗址出土的汉式镜。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  许多珍贵的器物也表明中国与西方诸国的往来十分密切。比如,胡瓶器身椭圆形细长颈,流口作鸟啄形,带盖,口部到腹部有弯曲的把。文献记载它来自东罗马等地,形状奇特。胡瓶虽然不是中原汉人的发明,但使用方便,很快成为唐人生活中新崛起的器类,并以陶瓷制作来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,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   重要的还有家具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。中国古人原本席地而坐,相配合的家具是低矮的几、案之类,后来从西域传来轻便坐具胡床,即今天的折叠凳,俗称“马扎儿”。胡床在隋代以后改名为交床,使用时下垂双腿,双足着地。之后又受佛教的垂脚坐式的影响,出现了高腿椅子。高背椅子在唐代叫绳床或倚床,宋代有人解释,说是一种可以垂足靠背的坐具。因为胡床的输入,木字旁的“椅”字于唐末正式出现。宋代以后中原人改变了跪坐的习惯。   通过丝绸之路,着装奇特的胡人、胡姬还带来了异域审美倾向,使唐代女性服装由全身障蔽到窄狭贴身,再到袒胸露肌。这是一个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的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,其社会意义十分重大,可以说是社会风尚、思想观念的深层变化。 点击进入下一页 唐代服饰(现代制作)。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  总的说来,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,商业往来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“重农抑商”等思想观念。中西的碰撞、融合极大地促进了汉唐时期文化新的整合和盛世辉煌的出现,也加速了东西方文明的共同发展。   中新社记者:您的考古研究成果,不少与丝绸之路有紧密联系。您认为在丝绸之路形成中有哪些关键因素?   齐东方:丝绸之路始于古代君王的统治观念发生变化。中国早期的地缘政治治理观念谨守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。汉唐时期,君王的统治观念出现了变化。西汉时期(公元前2世纪)发生的“张骞通西域”事件,动摇了传统观念。之后,不论是隋炀帝会见二十七国宾客,史无前例地在中原举行犹如“万国博览会”的政治商贸活动,还是唐代君王采取积极主动的对外活动,都极大促进了中外交流。 点击进入下一页 “丝路雄关”嘉峪关。中新社记者 高展 摄   从另一个角度看,丝绸之路并非中国人的专利。在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,胡商作出了极大贡献。   中西方商贸文化交往最多的两个民族是波斯人和粟特人。其中,中国在丝绸之路上关系最密切的是粟特人。他们来自中亚地区,正好在丝路要道上。粟特民族以经商着称。他们曾大规模前往开放的唐朝经商、定居。在中国发现的粟特人墓葬文物中,许多冠以康、史、安等中国姓。唐朝通商文书上还经常可见来自粟特的译语人(即今翻译)签名。   中新社记者:您曾提到,怛(dá)罗斯之战后,绿洲丝路逐渐衰落。不过,中西方之间的商品贸易、文化往来依然通过海上丝路接续。有哪些因素推动着延续和发展?   齐东方:随着对外接触增多、视野不断开阔,人们会继续寻求新的方式、途径去延续往来,反映出对外交流开放具有重大意义。   怛罗斯之战加上安史之乱改变了亚洲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,畅通的陆路(绿洲丝路)也从此衰落,这是中国丝绸之路发展的大转折。   到8世纪中叶以后,海上丝路开始兴起。中西方之间的海上丝路交流确实发生,且存在其必要性。   从考古学证据来看,中国出土的汉唐时期罗马玻璃、波斯银器、银币以及象牙、香料等等,可以证明中国与南海诸国及欧洲之间存在海上贸易。从史料文献来看,汉代开始,中国地缘政治观念不断放开,到南北朝时期,中国南方经济有所发展,加之大运河的开凿衔接南北,为比较重视对外交往的隋朝和唐朝创造了发展海上丝路的条件。此外,陶瓷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使其得以大量通过海上丝路出口,物美价廉的陶瓷深受外国欢迎。   值得一提的是,海上交通比陆上交通更方便。陆路运输只能靠骆驼,条件恶劣,很难运输陶瓷等易碎品,而海路更加平稳。所以,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从丝绸变为陶瓷,同运输方式也有关系。 点击进入下一页 “碗礁一号”沉船出水瓷器。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  总而言之,人的探索欲望是无法阻挡的,人为的阻挡只会存在一时。人们终会发现,开阔眼界之后,生活会发生很大变化,人会不断进步。   中新社记者: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。您认为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学者应秉持怎样的治学态度?对于中国考古学现状和未来发展,尤其是在丝绸之路考古和研究领域,有哪些方面仍待关注和突破?   齐东方:古人说: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就汉唐考古而言,深入研究丝绸之路,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向与变化尤为重要。而且与其他学术课题的区别是,实地考察是必需的。不仅如此,无论考古学者去过多么重要的地方,这些点都代表不了线,路线连接着各个点,点线结合才能构成更真实的丝路历史画卷。   在我看来,考古学是中国文科学术界一门发展得不错的学科,首先,建立起了现代考古学的编年;其次,这是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,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文物;第三,考古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支撑更多的考古发现。   尤其中国考古发现的外来文物,许多都是举世无双,且至少具备五个特点:有准确的出土地点;经过科学发掘获得;器物制作年代下限明确(有墓志伴出);同其他器物有组合关系;器物保存完好。这在地中海地区、西亚、中亚等地是少见的。 点击进入下一页 出水于南澳一号沉船遗址的凝结物。中新社发 杜建坡 摄 点击进入下一页 2017年5月18日,海南省博物馆,模拟“华光礁1号”沉船遗迹水下考古现场。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  可以说,中国几代考古人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绩。但中国距世界先进的考古学理论还存在差距。中国的学者熟悉历史文献,对文物的解读有自己的长处,但未来还需进一步从两方面去努力:一是打开眼界,对外开放,二是突破语言关。   首先,打开眼界、开放治学是最重要的。比如说,夏鼐先生(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)是当时这方面最厉害的学者,这与夏先生的教育背景有关系,他在1939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,可以接触到大量外文书籍。我也是通过夏鼐先生才知道马尔沙克的《粟特银器》一书,据此才发现一些之前不能确定来源的出土文物。其次,一些史料原着、思想观点需要读懂原文去理解。例如不掌握波斯语会对丝绸之路的研究造成很大障碍,有时只会一门外语还不够,需要学习多门外语。我相信未来考古人能做得更好。   最后,我想强调,海上丝路、沉船考古可能成为未来重大的考古发现和重要的学术增长点。根据东印度公司17、18世纪的航海记录,那时每次航行平均有20%到30%的人死亡,沉船率为10%。现在全世界三个国家有专门用于考古的打捞船:法国、韩国和中国。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水下考古船名为“中国考古01号”。我认为,水下考古在以后一定非常重要,大家可以持续关注。(完)   受访者简介: 点击进入下一页 齐东方。本人供图   齐东方,1956年生于辽宁昌图,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从事汉唐时期的考古、历史、文物、美术的教学与研究。出版学术专着《唐代金银器研究》等,发表各种论着百余篇,主要包括吐谷浑余部历史的研究、三国至隋唐时期墓葬制度的研究、中国古代金银器研究、古代马具的研究、古代玻璃器研究、丝绸之路考古研究。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。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重大课题“汉唐陵墓制度研究”“边疆考古研究”“古代中外关系史:新史料的调查、整理与研究”等。